标题:
章士钊文革时调停毛泽东、刘少奇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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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
mingxinhan
时间:
2006-4-13 22:51
标题:
章士钊文革时调停毛泽东、刘少奇矛盾
章含之在她《我与父亲章士钊》和新近出版的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》以及她主编的《章士钊全集》中,都收入了“文革”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: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行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;一封是毛泽东接得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。这两封信都是研究中国当代史,特别是研究“文革”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。
要说章士钊的调停,再好的内容转述,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,所以现将原信全文引录如下:
少公主席座右: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公(毛泽东字润之——以下注释均为引者所加,不另说明)开教育会议于上海(此处为作者误记,应为北京),公与钊(章士钊自称)均列席。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,心长语重,响彻殿廊。未意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,不三四年,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,致有今日。回忆前尘,应共扼腕。
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,时不过六七月,暴力所至,摧枯拉朽,几于无远不届,无高不达。驯(渐)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。顾(但是)细绎(理出事物的头绪,意即分析)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,类(大都)无不于公优加顾惜,有增无已,如曰:少奇同志有责任,我亦有责任;又曰: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;又曰:错了,说明白,改过来就行,我无意推翻任何人。如此等等,都是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(公正的心地,光明的本质),与天下人以共见。尝论人之欲善,谁不如我(人们对善的追求,都与我一样);宇宙之大,又何所不容。昔苏子瞻《与程正辅游香积寺》诗云:“灵苗与毒草,疑似在毫发。”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,若而无产阶级路线,若而资本主义路线,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,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,黑白骤而变色。尤可怪者,公所著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,自封为领袖,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,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,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。夫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斯殆(这差不多)别有用心,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。
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,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,前后四十余年之久。两公皆始终其事,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,此何等珍贵友谊,岂可等闲视之。以钊揣知公于润公,微论(不用说)学术,即以里(同乡)与年事(年纪)论,风义原是师友相兼。加以亲随有年,不断耳提面命,即自安部曲(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)而有所尊奉,亦属谊所当然。今外间之所齿奇齿乞(咬,啃。喻忌恨、倾轧)公者,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,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(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由)之确信,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,亲诣润公之门,长跽(长跪,双膝着地,挺直上身。表示态度极其诚恳。)谢罪,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(犹自誓。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,喻立志不移)。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,期于一流而无间(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),倾怀自誓,毫无保留。
须知人非圣贤,孰不有过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,立(即刻,马上)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,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(原来是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,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、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。),两公同时出席,相与化豺狼于玉帛,易戟指(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责,喻情感不睦)为交心;由是自公而下,层累蔓延(逐级聚积、株连与扩大)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,岂不大快!岂不大快!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,有妨国家之急,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,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,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,吾囿于以一服八(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。苏共二十大后,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、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,最终导致“社会主义阵营”解体)之艰苦形势,难于一鼓骤成,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,阻吾进路。
曩(从前,以往)朱叔元《与彭宠书》:“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”,吾为此惧,深有感于斯言,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,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,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,以康而国(使国家强盛),以崇而民(使人民政治地位、经济生活水平提高)已耳。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,由间道锲入则甚易。语云:“解铃还是系铃人”,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,两公实在握焉。惟公先图利之(您首先主动从事有利),国家幸甚。
专肃,顺致
政绥章士钊谨启
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,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。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见到章氏写给毛泽东的信,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,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大体推知信的内容,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,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,团结一致,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。
毛泽东接得章氏信件后,很快就回了一信。此前,在诸如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“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”的指示,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大字报,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,但作为毛泽东个人,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,截至目前止,很可能这是仅见的材料。全文是:
行严先生:
惠书敬悉。为大局计,彼此心同。个别人情况复杂,一时尚难肯定,尊计似宜缓行。
敬问安吉
毛泽东3月10日
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,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,予以肯定。但“个别人”的“情况复杂”,“尚难”如同章之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“肯定”,那“尊计”也就只能“缓行”了。
在造反派几近丧失理智地“横扫一切”的恐怖日子里,在造反派的眼里,像章士钊的具体情况,将他“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”多少遍,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: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部总长,镇压学运的刽子手、鲁迅要打的“落水狗”,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,封、资、修齐备,四旧(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)俱全。谁能说出半个不字?这一点他本人比谁都明白。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,义无返顾地从中调停全党全国的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,真正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。如果说他有可恃的是与毛的私谊甚厚,那一个接一个被批判打倒的刘、邓、陈毅、李达与毛的私谊,哪个又比他薄?
在此之前,当“红卫兵”抄了家以后,章先生一怒之下,给毛泽东写了封信,毛不仅未加责怪,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,周利用这个批件,拉了一张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,不少人是借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,才免遭劫难的。有人就以此为据,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,他才敢“得寸进尺”,不揣冒昧、不怕风险地给毛、刘分别写这两封信。除此之外,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。
但是,无论怎么说,读过这封指责“文革”为“动乱”,认为给刘少奇横加罪名为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的信,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先生不屈流俗、高瞻远瞩的卓越见地由衷折服,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难的“撄逆鳞”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,不能不为他的侠肝义胆、耿直性格与果决作为表示钦敬。尤其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,章先生这样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,能够这样做,更为难能可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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