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gxinhan 2006-4-13 22:51
章士钊文革时调停毛泽东、刘少奇矛盾
章含之在她《我与父亲章士钊》和新近出版的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》以及她主编的《章士钊全集》中，都收入了“文革”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：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行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；一封是毛泽东接得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。这两封信都是研究中国当代史，特别是研究“文革”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。
要说章士钊的调停，再好的内容转述，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，所以现将原信全文引录如下：
少公主席座右：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公(毛泽东字润之——以下注释均为引者所加，不另说明)开教育会议于上海(此处为作者误记，应为北京)，公与钊(章士钊自称)均列席。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，心长语重，响彻殿廊。未意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不三四年，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，致有今日。回忆前尘，应共扼腕。
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，时不过六七月，暴力所至，摧枯拉朽，几于无远不届，无高不达。驯(渐)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。顾(但是)细绎(理出事物的头绪，意即分析)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，类(大都)无不于公优加顾惜，有增无已，如曰：少奇同志有责任，我亦有责任；又曰：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；又曰：错了，说明白，改过来就行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。如此等等，都是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(公正的心地，光明的本质)，与天下人以共见。尝论人之欲善，谁不如我(人们对善的追求，都与我一样)；宇宙之大，又何所不容。昔苏子瞻《与程正辅游香积寺》诗云：“灵苗与毒草，疑似在毫发。”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，若而无产阶级路线，若而资本主义路线，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，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，黑白骤而变色。尤可怪者，公所著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，自封为领袖，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，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，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。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斯殆(这差不多)别有用心，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。
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，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，前后四十余年之久。两公皆始终其事，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，此何等珍贵友谊，岂可等闲视之。以钊揣知公于润公，微论(不用说)学术，即以里(同乡)与年事(年纪)论，风义原是师友相兼。加以亲随有年，不断耳提面命，即自安部曲(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)而有所尊奉，亦属谊所当然。今外间之所齿奇齿乞(咬，啃。喻忌恨、倾轧)公者，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，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(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由)之确信，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，亲诣润公之门，长跽(长跪，双膝着地，挺直上身。表示态度极其诚恳。)谢罪，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(犹自誓。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，喻立志不移)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，期于一流而无间(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)，倾怀自誓，毫无保留。
须知人非圣贤，孰不有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，立(即刻，马上)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，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(原来是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，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、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。)，两公同时出席，相与化豺狼于玉帛，易戟指(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责，喻情感不睦)为交心；由是自公而下，层累蔓延(逐级聚积、株连与扩大)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，岂不大快！岂不大快！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，有妨国家之急，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，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，吾囿于以一服八(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。苏共二十大后，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、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，最终导致“社会主义阵营”解体)之艰苦形势，难于一鼓骤成，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，阻吾进路。
曩(从前，以往)朱叔元《与彭宠书》：“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”，吾为此惧，深有感于斯言，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，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，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，以康而国(使国家强盛)，以崇而民(使人民政治地位、经济生活水平提高)已耳。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，由间道锲入则甚易。语云：“解铃还是系铃人”，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，两公实在握焉。惟公先图利之(您首先主动从事有利)，国家幸甚。
专肃，顺致
政绥章士钊谨启
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，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。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见到章氏写给毛泽东的信，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，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大体推知信的内容，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，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，团结一致，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。
毛泽东接得章氏信件后，很快就回了一信。此前，在诸如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“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”的指示，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大字报，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，但作为毛泽东个人，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，截至目前止，很可能这是仅见的材料。全文是：
行严先生：
惠书敬悉。为大局计，彼此心同。个别人情况复杂，一时尚难肯定，尊计似宜缓行。
敬问安吉
毛泽东3月10日
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，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，予以肯定。但“个别人”的“情况复杂”，“尚难”如同章之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“肯定”，那“尊计”也就只能“缓行”了。
在造反派几近丧失理智地“横扫一切”的恐怖日子里，在造反派的眼里，像章士钊的具体情况，将他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多少遍，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：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部总长，镇压学运的刽子手、鲁迅要打的“落水狗”，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，封、资、修齐备，四旧(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)俱全。谁能说出半个不字？这一点他本人比谁都明白。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，义无返顾地从中调停全党全国的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，真正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。如果说他有可恃的是与毛的私谊甚厚，那一个接一个被批判打倒的刘、邓、陈毅、李达与毛的私谊，哪个又比他薄？
在此之前，当“红卫兵”抄了家以后，章先生一怒之下，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毛不仅未加责怪，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，周利用这个批件，拉了一张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，不少人是借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，才免遭劫难的。有人就以此为据，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，他才敢“得寸进尺”，不揣冒昧、不怕风险地给毛、刘分别写这两封信。除此之外，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。
但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读过这封指责“文革”为“动乱”，认为给刘少奇横加罪名为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的信，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先生不屈流俗、高瞻远瞩的卓越见地由衷折服，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难的“撄逆鳞”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，不能不为他的侠肝义胆、耿直性格与果决作为表示钦敬。尤其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，章先生这样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，能够这样做，更为难能可贵。